对制度演变和宗教传统的一点看法

记得更年轻一点的时候，在茶余饭后，和好友们讨论现今制度的腐败和特权寻租，很多人喜欢抛出一种言论：你所痛恨的不是特权，而是你自己没有特权，屁股决定脑袋，换你也一样。这种反驳当时看来，市侩至极，是“理想主义者”条件反射下不能接受的。但事后看来，其实彼此都没有错，共识的基础，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用更纯粹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活下的制度。

演化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，现代人的头脑其实还停留在石器时代。无论在什么主义、制度和环境下，适者生存的原则始终在主导着人的行为，主流经济学的（情景）理性人假设，也在古今中外的实践中可以观察，似乎没有什么改变。但改变的是，衡量“适”与“不适”的制度准则，发生着变化。具体来说，在任何的一个社会里，人与人之间必定会为稀缺的资源而竞争。而以竞争定成败、分贫富，就一定会产生一揽子的游戏规则来决定胜负，或分别出“适者”与“不适者”，这游戏规则就是制度。纵观历史，有的地方以武力定胜负，有的以运气、勤奋、才智、颜值、情商等等，在有限的人类演化史中，大大小小的社会单元里的制度规则依旧形形色色，个人的最优选择一定是更贴合自己的竞争优势。所以，回到开始的问题，许多人在没有特权的时候，痛恨不公，一旦自己获得了特权，就变得制度自信，实乃平常不过，在自利的假设下，没有特权下的个人，更优的制度选择就是使现有资源分配更加平均，有特权的个人，就是维护既得利益不受侵蚀，所谓集体行动的逻辑。而这似乎预示着个人理性下，制度会走向一个不好的纳什均衡，有能力的人会为了获得一定的特权，不择手段，不适应社会规则者则被淘汰出局。

幸运的是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，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不曾发生，地球上没有一个超人有能力左右一切，制度之间会产生比较和竞争，更符合集体利益的制度会在资源竞争中胜出，而在不断地试错下，在国家层面上似乎已经达到了一个均衡，或形成了一种共识，那就是私有产权下的市场经济和法治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基础，市场经济用以配置资源，法治用以限制强制的第三方滥用权力，因为，当今世界上所有非依赖资源的富裕国家，无一不是法治在前，富裕在后。

而影响一些国家走入法治，影响另外的国家尚未走入法治，从路径依赖上看，必然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。单受篇幅和能力所限，本文仅试图从中西间科举制和基督教会的制度文化的维度入手，试图解释二者对于制度演进的影响。

就科举制而言，它从汉朝开始，是我国帝制的产物和组成部分，其组织预算依赖于国家财政，决定了国家的意识形态。具体来讲，考试的内容由御用文人或皇帝亲自命题，命题的内容无一不有利于统治的延续和皇帝的利益，正如其中的儒教正统传达了君权神授的思想，世世代代的知识分子通过学习这些内容，把皇帝命题的授意当做了天经地义，故无法形成足够体量的独立知识群体挑战帝国的意识形态；科举考试决定了大部分帝国的人事安排，想入仕为官，只有科举的一条独木桥，即使地方贵族也不例外，如此的制度安排下，贵族无法形成制约皇族的能力，平民只要努力读书就有机会改变命运，一步登天，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单一化的激励体系，也构成了一部稳定的洗脑机器，其制度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，从没有挑战现行制度的概念，最多只是挑战个别政策问题，每个读书人的头脑里都是大而无当的帝国命运，鲜有探讨无关科举内容的话题，更不用讲什么信仰和科学。

就基督教会而言，他和科举制类似，是罗马帝国的正统国教，起着洗脑的作用，但其中的区别，使得他对于后来制度演化的影响大相径庭。首先，基督教会有更强的独立性，在成为国教之前，已经形成了足够的体量，所以，全体信徒习惯于相信教会，只有通过教会才知道上帝的旨意，别无他法，继而其教义也不由罗马皇帝决定，罗马皇帝只得依附于教会，通过选择部分主流的教义加以合法化，并为其提供第三方暴力和行政力量的支持，来换取教会对皇帝的加冕，即皇帝权力的合法化。其次，基督教会作为宗教机构，没有提供和科举制一样强大的现世激励，更多地主张来世的回报，这致使大量的教徒只关心上帝而并不关心世俗，很多人将精力投入到理解上帝造物的原理，埋下了科学文化发展的根基，也产生大量独立于政府的知识群体，而这种知识群体逐渐奠定了后来文艺复兴和人权意识的兴起。最后，虽然二者看起来紧密相连，比如政府和教会联合打压异教徒的“侵略”，但实则二者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。教会中的人事安排不受皇帝的影响，其财政不依赖于“朝廷”，同时有自己的内部政治规则，相当范围内不受政府的支配。而这种独立性，为后来清教徒在英国推行的政教分离奠定了思想基础，政教分离亦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宪政运动的起点。

所以，通过中西制度文化的比较，粗线条上，我们看到了单一化和多元化的两个制度演进的方向。如果不是国外的船坚炮利打开我们古老帝国的大门，我们单一化的制度演进的道路会依旧平稳，而制度间的竞争通常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，外部力量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无可阻挡。能容纳更多独立的思想和科学形成的制度下，自然会产生更多的技术进步和更优良的物质条件，弹丸之地的英国打败所谓的“天朝上国”，可谓情理之中。换言之，制度的选择其实类似于选择一套社会的激励体系，任何社会都一样，再信仰上帝的知识分子群体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激励，单一化的激励体系，有助于稳定，但耗散了向更多方向探索的可能性及其收益，而基督教会的非世俗化和“上帝高于皇帝”的特点，不仅使得公权力受到了一定约束，同时提供了更多科学探索的空间和激励。

总之，只有相当数量的资源独立于政府控制，且受到法律保护时，才能为独立的学术组织提供支持，基督教会下的来世报和财务独立提供了合适的激励，而科举制下则没有可能，皇帝不会允许威胁统治的独立个体有所喘息。但遗憾的是，实现法治的基础之一，便是思想、文化的多元性，如果没有文化制度上的激励仅限于统治者的“命题作文”，又没有给思想市场在法律上留下足够的空间，经验上看，真正意义上的法治，似乎遥遥无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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